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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九十三章 新政初见端倪,李适之回长安

  第三百九十三章 新政初见端倪,李适之回长安 (第1/2页)
  
  “右仆射,科举的弊端,我曾经多次向你说过。我们虽是士族,但我们更是百姓的父母官。人的变迁,阻碍了寒素子弟的入仕,我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,令寒门出贵子的景象,蔚然成风。太宗皇帝说过‘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’,我也觉得这是大势所趋,我们不去做,后世迟早有人做。当年孔子有教无类,强调个人的责任,但当今士族多以家为大,无数人才被埋没,是宰相们的过错。”
  
  “今年因战事,不进行科举。但我相信今年一定可以平定叛乱,明年秋天要开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举。”
  
  “除进士、明经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、一史、三史、开元礼、武举等,我要再开秀才、缉捕科、医科等最少十科,其中进士录取不下于一百人。誊录制度和糊名制度下,不论士族、小姓、寒素,唯才是举。”
  
  “右仆射要早点拟定文书,将消息下达郡县,为天下文人士子所知晓……”
  
  李瑄又向李岘说起科举之事。
  
  隋朝的时候科举只向士族开放,升斗小民无门路。
  
  大唐建立后,科举虽逐渐走向成熟,但还远远没有到达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地步。
  
  整个大唐,科举为官只是很少一部分,官吏们多门荫入仕,一代代为官,形成权贵之家。
  
  即便是科举,也有七成的士族及第,剩下小姓两成,寒素一成。
  
  平民出贵子是非常难的。
  
  实际上,在李瑄天宝六载拜相的时候,开展誊录制度和糊名制度,寒素及第,大比例上升。
  
  但这种随着杨国忠拜相又被破坏掉。
  
  杨国忠的儿子不学无术,竟然进士及第,成为天宝年间继“曳白”、“野无遗贤”后的又一笑话。
  
  在李瑄看来,糊名制度和誊录制度是必然的,否则阅卷官会仅凭借一个姓氏加不少分。
  
  李瑄已经将进士及第的成绩,作为吏部铨选后为官的品秩。
  
  如第一名状元及第,最起码会授与正六品官职。
  
  第二名、第三名为从六品官职。
  
  除去前三名外,才划分进士第一等、进士第二等、进士第三等。
  
  每一等为官后所获品秩不一样。
  
  “秦王真要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吗?有的商人巨资万贯,一旦他们的子弟进士及第,很容易收买上官。”
  
  李岘沉吟片刻,向李瑄说道。
  
  在重农抑商的时代,商人卑贱,是根深蒂固的思想。
  
  在大唐,商人存在普遍的歧视和排斥,商人被视为国家底层,甚至与商人通婚也被视为耻辱。
  
  连百姓都认为商人满身的铜臭味。
  
  大唐也有律法,规定官吏不得与商人私会,否则会遭受重惩!
  
  “右仆射只是假设商人子弟更容易腐败,宰相不该有这样的念想。还有一种理解,商人子弟不差钱,不会被地方腐化,只想做出政绩,出人头地。商贸之兴,带动国家繁荣,以及百姓衣食住行质量。商人重税,国家得到更多财政,也可以回馈给百姓。”
  
  “今时不同往日,国家西面的疆域,已至里海。这条丝绸之路上,遍地都是黄金,然而收获往往由粟特人把持,汉人寥寥无几。汉商也应该参与起来,走向丝绸之路,走到波斯,走到大食,走到拂菻……”
  
  “商人不得从政,从政者为清白商人子弟,另多与家族分离,关于商人的约束有诸多,防止利欲熏心……”
  
  李瑄向李岘批评一句,并解释为什么提高商人的地位。
  
  “秦王的目光是长远的,下官会维护秦王的决议。全力准备明年的科举事宜。”
  
  李瑄的思想,连李岘都要绞尽脑汁去思考。
  
  如果实不可行,李岘会劝谏。
  
  但李岘总能从深层次的逻辑中,探知一二。
  
  学无止境,没有人尝试过,并不代表一定是错的。
  
  能创造千古盛世的路,绝对是一条没有人有过的道,之所以让人觉得不可行,是因为路上遍布荆棘。
  
  不敢尝试,知难而退的人,永远会跳入一个历史的循环中。
  
  排除万难,敢为人先,才是成功的因素。
  
  “右仆射,我准备将三省六部,改为三省九部,增农部、文部、商部,原六部二十四司也远远不够,而九寺五监,明显有多余,裁撤司农寺、鸿胪寺、将作监、少府监、太府寺、卫尉寺、太常寺、光禄寺等…:”
  
  李瑄向李岘提出更改官制框架,这是他召李岘入堂的原因。
  
  说话的时候,李瑄将一份用天骨鹤体书写的文书,交给李岘。
  
  在李岘观看文书的时候,向他解释一些细节。
  
  看似增设三部,但这并不是尸位素餐,也不会让官位臃肿,增加财政负担。
  
  九寺五监的职权与六部多有重叠,且多为皇室服务。这次官制改革中,李瑄发现严重问题。
  
  即便九寺五监和六部存在分工和制约,但李瑄认为某些寺完全可以并入诸部。
  
  以农部代替原本的司农寺,为农业更加重视的同时,增设推广棉花等农作物的司,官吏不应该只在长安翻阅卷宗。
  
  另外,在黄土高原重新植树,开垦荒地、规划水果区域,培育农作物、牲畜的管理等等,都应由农部承担。
  
  文部,分印刷、造纸、编书、记录等等,最主要的是关于乡学、县学、郡学的建设,这是长久的规划,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非一朝一夕能完成。
  
  国家与历史向上发展,离不开学业的普及,当完成“垂髫之倪,皆知礼让”的事情,盛世才真正开始。
  
  以后科举会交由文部。
  
  礼部会兼并鸿胪寺、太常寺等,使其更符合“礼”。
  
  商部,为商业所设,官办坊市、手工业等,将作为统计,也负责对外的经商贸易,还将铸钱机构少府监合并,负责铸钱。
  
  另外,商部专门设司,在郡县开设钱庄。
  
  国家严格禁止商人私设钱庄,以后钱庄皆为官办,一锱一铢必须登记造册。
  
  新增三部,更会增添尚书省的权力,以表示国家对学、农、商的重视。
  
  其他如工部会兼并将作监,提高工匠的地位,出策令对改革兵器、农具,发明手工品的工匠,以及对天文地理数学有探究的人封以爵位。
  
  依靠工匠发明的贡献,最高可爵至国公,荣耀天下。
  
  这种动力,会驱使工匠们精益求精,深入钻研。
  
  而不是把工匠视为贱籍,遏制天马行空的思想……
  
  把太府并入户部,使户部除了管理户籍外,还是全权掌权财政的部门。
  
  除此之外,朝廷增设慈幼局,管全国慈幼堂,以及长安正在培养医师的济生堂,要系统化地进行医疗布局。
  
  增设统一管理全国粮仓,以及常平粮仓的粮食局。
  
  后面随着变革实施,会继续裁除旧部门,增加新部门。
  
  如果按照原来的路一直走下去,一百年,一千年,三省六部二十四司或许够了,但李瑄会勇于改变,步步为营。
  
  机构重叠、职能交叉、人浮于事不仅仅是使职差遣,还有六部与九寺之间的博弈。
  
  “秦王,此改制力度太大,短时间难以完成。”
  
  李岘完完整整看完文书后,向李瑄说道。
  
  之前裴遵庆更改官制,只是罢黜使职,还权六部。
  
  现在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改官制,挑战已经流行一百多年的三省六部。
  
  刚开始李岘想要否定李瑄大改官制,但随着李瑄的仔细阐述,他突然觉得李瑄说得有道理。
  
  他从字里行间,看出李瑄定义的盛世,与他所想象的盛世不一样。
  
  甚至连开元年间的盛况都不能比较。
  
  李岘不知道李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,但娓娓道来的话,让李岘有一种信服感。
  
  他对李瑄的敬佩如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,有一种跃跃欲试要尝试的感觉。
  
  就像李瑄之前所说的一样,人要创造历史,而非陷入历史的循环。
  
  “我们还在壮年,有足够的时间去筹备,官制深入改革,势在必行。右仆射根据文书,秘密拟定可行方案,等局势彻底稳固,再召开会议。”
  
  李瑄觉得自己有的是时间,他现在要做的,就是诞生概念,慢慢筹备。
  
  在平定安禄山、史思明之前,李瑄暂时不会实施这样的政策。
  
  等精雕细刻,有完全的策略后,再开始施政。
  
  “下官明晓。”
  
  李岘在说话间,将文书收入怀中。
  
  “当前国家实施郡县制度,虽对中央权力加强,但弊端从生。现由朝廷垂直管理郡县,直接任免郡县长吏,但国家郡县太多,考核、任命等事宜无法面面俱到,影响大局发展。我计划在地方划分二十四个区域,每个区域任命长吏,行中书省事,称为‘行省’……”
  
  “行省下方为郡,郡下为县。形成中央、行省、郡县的基调。行高官吏可以任命官职,有财政权力,但不具备兵权。”
  
  “如此,可以彻底掩埋节镇制度,方便军制改革……”
  
  李瑄又向李岘提出行省制度,同样交给李岘一份文书。
  
  李岘双手接过文书,仔细观读,文书上详细记录行省制度的优势和可行性。
  
  行省制度,直接影响到后世的中国。
  
  郡县制度和行省制度,职权划分不同。
  
  大唐幅员辽阔,广袤无边,行省制具有权力双重性,既是朝廷的派出衙门,又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,有利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。
  
  从本质上讲,行省制度使中央集权到达巅峰。
  
  而行高官吏没有军权,四年一任,任期满调离。不可能拥兵自重,地方割据。
  
  同样的,行省的驻军为都督。都督没有财政权力,没有召兵买马的权力,也是四年轮换。
  
  更杜绝出现尾大不掉。
  
  二十四都督,分边军和内地军,两者互相轮换卫戍,严加训练,防止强枝弱干。
  
  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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